发布时间:2024-08-22 20:32:36 来源: sp202408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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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 写:本报记者 李 禾
策 划:刘 恕 李 坤
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三会村,地处嘉陵江流域秦巴山南麓,是一个海拔800米的山区丘陵村庄。2400多名村民居住比较分散,生活污水收集难一度成为农村“治水”的“拦路虎”。
“原先我们这里家家都是旱厕,一到了夏天味道就特别大,而且蚊子和苍蝇很多。现在家里都有了污水处理设备,村子里的环境变好了。”年过七旬的三会村村民沈治忠乐呵呵地说。
近日,科技日报记者随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组织的“川江千里行”采访团在三会村采访时看到,村民的院子里都有4个带着井盖的小池子,这是单户“3+1”污水处理池。井盖下“藏”的是村民生产生活中产生的污水和废水。它们经厌氧发酵沉淀和隔油池处理后进入储存池,在进一步降解后,水质能达到省标三级标准,可用于灌溉蔬菜、果树等。全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、收集率、处理率和资源化利用率均达100%。
近年来,随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建设,各地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面探索出多种模式,乡村的“颜值”不断提升。
然而,从全国来看,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仍有待提高。生态环境部、住建部等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,2022年,我国城市污水收集率约为70%,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仅为31%,很多农村依然处于“污水靠蒸发、垃圾靠风刮”的状态。
当前,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存在治理机制不完善、治理重点不突出、治理成效评估不合理、治理模式不科学等问题,标准、技术、资金和机制仍是制约“治水”能力提升的瓶颈。如何破解这些难题,让建设美丽乡村的步伐走得更快更稳更实?
一户一策,标准不搞“一刀切”
农村生活污水是指农村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污水,以及从事农村公益事业、公共服务和民宿、餐饮、洗涤、美容美发等经营活动产生的污水。
党的十八大以来,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、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“十三五”规划等推动下,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实现了跨越式发展。
在广元市,像三会村这样用上污水治理设施的农村有1046个。截至2023年10月底,四川省68.32%的行政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,较2019年初提升约50个百分点。
“可以说,近十年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能力提升最快的十年,治理设施投入不断增加。”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坦言,尽管如此,目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还存在着大量设施“晒太阳”的现象。
即便是北京,农村地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仍显滞后,日益成为城市建设的短板。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,北京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明确提出,到2020年底全市农村污水处理要覆盖村庄1847个,但截至2020年9月仍有282个村庄未完成任务;农村地区污水治理设施重建设、轻管理的问题比较普遍,已建成设施中约15%无法正常运行。
“在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,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不起、用不起的情况就更为普遍了。”彭应登说,目前,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尚处于早期阶段,技术还不成熟,有些地方照搬照抄城镇污水处理技术,有些地方过于追求低成本治理,甚至出现技术良莠不齐、鱼龙混杂等现象。而盲目选择治理技术模式,是造成后期设施“晒太阳”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当前,城镇生活污水处理方式是通过管网把污水收集起来,输送到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。这种“大集中、大处理”的技术相对成熟,并实现了标准化。但农村地广人稀,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成本高、利用率低,加上各地情况千差万别,生活污水治理呈现“大分散、小集中”的特点。
此外,和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后集中排放到水体环境中不同,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后或用于农业灌溉、庭院绿化,或用于景观池,或直接排入周边环境。“治理技术应该是精准匹配不同去处和用途的。”彭应登说。
随着“啪”的一声,灶台中有蓝色的火苗蹿起。在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新民村,村民许家全在自家厨房里打开沼气开关。他告诉记者,他家的燃料来自粪污产生的沼气。
仪陇县生态环境局水环境与农村生态股股长李奇介绍,这户村民采用的是“沼气池+旧粪坑”污水治理模式。即把厕所粪污和畜禽粪便都接入沼气池发酵,淘米、洗菜等生活污水都接入旧粪坑,由此产生的沼气可用作燃料。“沼气在春夏秋三季完全够用,只是冬季时需要补充一些燃气。这样既省钱又能产生肥料,真是好用又划算。”许家全说。
在许家全的隔壁,村民许智采用的是另一种污水处理模式。“这是三格化粪池和生活污水收集池的‘3+1’模式。”许智指着脚下三块小格解释道,粪污在化粪池发酵腐熟后用作肥料还田,生活污水收集池的污水经治理后,则用于农业灌溉。
两家为何采用不同的污水治理模式?“许家全养了两头猪,有畜禽粪便处理的需求。”李奇说,许家全家里原本就有沼气池,施工队只需对原沼气池进行维修改造即可,这样就降低了改造成本。“无论是‘沼改厕’模式还是‘3+1’模式,都是让农家厕所排放的‘黑水’、餐厨洗涤排放的‘灰水’,能够分类收集,再进行资源化利用。”
除了以上两种模式,仪陇县创造性地探索了其他模式。比如,针对居住相对集中的农户,采取“集中联建”的治理模式;靠近城区的则采用“截污纳管”的模式,直接进入城镇污水处理厂等。
“要为每户人家找到最适合的治理方式。”仪陇县生态环境局局长刘正说,仪陇县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时,坚持“因户施策、充分利旧”原则,将改厕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相结合,探索出的丘陵地区“厕污共治”模式,被全国土壤污染防治部际协调小组列为典型案例。
破解资金难题,建得起更要用得起
要达到的排放标准越高,治理成本就越高。因此,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能否建得起、用得起,跟排放标准密切相关。
资金也是制约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“瓶颈”之一。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公布的一份材料显示,从整体推进情况看,各地的治理设施运维资金主要依靠政府各级财政。仅有浙江、福建、江苏等极少数地区探索征收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费,作为设施运维经费的有益补充。
近年来,全国每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的建设投入均在600亿元以上。可以预见,随着我国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求的提高,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投入力度还会继续加大。
“目前,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数量快速增加,设施长效运维资金保障难的问题也日渐突出。”彭应登说。
为破解资金困境,仪陇县在设施建设和运维方面进行了探索。以前是各部门单打独斗,难以形成合力。比如,水务部门修建部分农村污水处理设施,环保、农业、扶贫部门也修建农村污水处理站,造成设施重复建设,导致资金浪费。如今,仪陇县财政统筹安排“千村示范”“厕所革命”“土地增减挂钩”等项目资金,各部门协同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建设。
李奇说,自然资源部门在修建“土地增减挂钩”项目聚居点时,除配套污水管网、化粪池、人工湿地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外,还整体规划了庭院绿化、果蔬地块等,方便群众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。
设施维护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费用的“大头”。仪陇县则采用“户用户管”的厕污共治模式。每户人家每年只需对分散治理设施清掏一次,对损坏的粪池、收集管网进行维修即可,维护费用较低。“我们还采用‘财政补一点、乡镇给一点、村级拿一点,群众出一点’的‘四个一点’方式筹集资金,保障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有序推进。比如许家全的‘沼改厕’改造花费了1200元,他自筹400元,剩下的由当地政府补助。”李奇说。
除了“户用户管”外,四川各地对靠近城区的村庄则采取纳入城镇污水管网治理模式。仪陇县奶子石农村社区郭家嘴聚居点距离县城仅4公里。这里的生活污水通过管网接入县城污水处理厂。为保证污水提升泵站正常运维,该聚居点每户居民每年缴纳100元,用于水泵电费支出。“每年100元,钱不多,又能确保村容村貌的整洁,大家都愿意。”村民刘家贵说。
共治共享,区域联动携手“护”水
长江一级支流嘉陵江发源于陕西省秦岭南麓,从甘肃进入四川,流经广元、南充、广安三市,最后在重庆汇入长江。嘉陵江的四川段占流域全长的71%。
龙洞沟是嘉陵江左岸的一级支流。由于农村生活污水、畜禽养殖污水排入,这里一度水体浑浊、异味难闻,曾是当地群众投诉最多的臭水沟。
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是导致流域水体黑臭的主要原因之一。“我们对龙洞沟周围70户人家建立三格化粪池,消除沿线农村因生产生活产生的污染。”广元市苍溪县生态环境局总工程师纪进说,除了对河道周边实施源头控制外,他们还采取清淤疏浚、原生态河道植物重建、建设生态浮岛等生态修复手段,在龙洞沟周边建设了生态步道,如今河岸成了农民休闲的好去处。
记者看到,虽然已是冬季,龙洞沟清水潺潺,两岸的花朵还在盛开,有人在水边垂钓。
广元市生态环境局四级调研员杨文生说,苍溪县从“连片治理”农村生活污水转变为“全域治理”。苍溪县制定了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黑臭水体治理专项规划,全面推进“三水共治”,即坚持“水污染治理、水生态修复、水资源保护”协同治理,推行河湖长制,全面建设农村水美新村27个。
据统计,截至目前,广元市67条农村黑臭水体全面完成整治,全市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有效治理率达74.8%。南充市19条农村黑臭水体全部完成整治,1889个行政村的农村生活污水得到了有效治理,治理率达72.7%。广元市、南充市农村生活污水和黑臭水体治理,为嘉陵江“一江清水入长江”提供了重要支撑。
兴隆河是嘉陵江中下游右岸一级支流,也是四川省武胜县、重庆市合川区的界河。“以前河里出现了污染,我们马上去巡河,确认是不是对方的问题。”武胜县生态环境局局长廖晋说。
2021年10月印发的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》提出,加强污染跨界协同治理。于是,武胜县与合川区积极开展跨界河流联防联治,签订《跨省界河流联防联控框架协议》《生态共建环境共保协议》,共同编制兴隆河“一河一策”精准治理方案,建立两地河长制办公室联席会议制度,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交流经验做法。
“现在如果河里出现了污染,我们仍然是马上去巡河,确认是不是自己的问题,立刻着手解决。”廖晋说,武胜、合川两地还组建联合执法工作小组,依法联合查处两地畜禽养殖场、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、规模化农业种植基地等重点违法排污行为,确保流域内涉水污染源达标排放。
在两地通力合作下,兴隆河水质持续向好。近两年,兴隆河摇金断面年平均水质均达到Ⅲ类,嘉陵江出川断面水质稳定在Ⅱ类。
污水变“肥水”,智能管理精准高效
“生活污水中的氮、磷等,如果排放到水体中,是富营养物质。但对于农业来说,却是肥力的来源。”彭应登说,农村跟城市情况不同,不应该简单照搬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,而应坚持资源化利用为主,充分利用污水中的氮磷等养分资源。这既节水又节能,还能降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成本。
浙江省建德市镇头村,是知名的“网红”村。在这里,郁郁葱葱的树木与稻田、湿地、绿地等相互映衬。游客们可能不知道,在绿地下面就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。镇头村利用治理后的生活污水,浇灌农田、果园、林地等,年利用水肥资源1.2万余吨,污水资源化利用正让镇头村变成“污水零直排村”。
“发挥污水水肥功能,进行资源化利用要定期对结果进行评估,及时改进,确保治理成效。”生态环境部土壤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技术中心研究员夏训峰说,利用果园、菜园、农田、草地等消纳污水时,不能造成板结、盐渍化等问题。
为了让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更科学、更智能、更精准,建德市打造了农村生活污水智慧管理系统,投放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前端感知设备418套。这些设施实时采集感知设备、运维巡检、市镇村分级检查等数据,并传输到智慧管理系统。
该系统还能产生“红黄绿”三色二维码,实现每个治理设施一个“健康码”。村民扫描“健康码”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自家生活污水治理的情况,并进行故障上报、意见反馈等,做到“自家设施自家管”。设施的运维和监管人员不需要跑遍每个乡镇,而是根据村民上报情况精准解决问题,实现了“污水进、管子通、机器转、出水好、环境美”的目标。
近日举行的生态环境部部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》,将深入谋划和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,加大治理和监管力度,着力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。下一步,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成效评判标准。此外,还将定期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成效进行评估,结合区域水质改善需求,分阶段逐步提高治理水平。
“由此一来,在农村生活污水方面不会有全国统一的排放标准。”夏训峰说,我国未来将坚持因地制宜、分类施策,优先选用技术可行、经济合理的治理模式,不搞“一刀切”。
为破解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难题,彭应登建议,国家或地方层面创建试点示范,引导地方将农村污水治理与农业绿色发展有机结合起来。尤其是对于缺水、少水地区,鼓励就地就近开展污水资源化利用,杜绝一味建管网、上设施。他还建议,各地在深入调研、充分论证的基础上,审慎建设污水治理设施,并尽快完善污水治理设施改造及退出机制,及时更正不合适的治理模式或工艺。
(责编:王震、陈键)